[13] 成中英先生在《论儒家孝的伦理及其现代化：责任、权利与德行》一文里认为，儒家伦理讲的个人德行为"对应德行（relational virtues）",并非现代社会基于理性德则与意志同意规范出来的"交互权责（reciprocal rights/duties）"，并认此为"中西伦理思想传统中一大相异之处"（参见《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知识与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466页及第466页注1）。

这种象"人"一样分节的用法并不一定是恶意的。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自然人因主观或客观的各种因素，仅凭其自身无法充分或正当地行使其人权，从而成为行使人权时需要来自社会或他人的特殊照顾与保护的弱者主体。

"只有本来是人而又完全不被当作人的阶级，才可能主张彻底的、纯粹的、人之作为人的平等，主张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法人根据什么原理而成为人权主体呢？一般理论认为，法人是自然人的结合，法人的权利还要还原为自然人的权利，法人的人权实际上是组成它的自然人的人权的集合。妇女、儿童（未成年人）、老人和身体障碍人（包括身体残疾、智力迟钝和精神障碍）因其自然条件而成为最大数量的弱人权主体群体：难民、无国籍人、外侨、战俘、战时伤病员和战时平民等是国际人权法领域的弱人权主体：被捕人、刑事被告人、受刑人等因加入了这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在享有和行使人权方面受到特殊的限制从而成为弱者人权主体：由于宗教、语言、种族、肤色等原因而成为一国的少数者的也是现代社会的弱者人权主体。由此，瑞士法学家胜雅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既然这种人类的"人"的概念局限于性别和种族，那么"人"这个字与该词的现代涵义相比较仅具相当有限的意义。人权主体范围扩大在公权力人身上表现的第三种走势是政务官员其它自由的逐步开禁。

"联合国大会宣布：《世界人权宣言》为所有人民所有的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这些理论至20世纪中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发挥到了极致。部分原因也许是，在中国已婚子女比较普遍和父母亲居住同一个房子，这和美国比较普遍分居的情况十分不同。

前者可以是暂时的（可以离异），后者则是永久的。中道同样可以成为不清不楚的 和稀泥思维，也容易成为停滞（和保守）的、只有重复和循环的观念。以上的具体例子说明的是，当代中国法律实践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而其实用性是和关乎应然的前瞻性道德理念并存的。（二）超前的性别平等追求对妇女的负面影响 如此的负面效果也可见于与上述例子相反的一个例子，即超前的道德理念追求导致对许多妇女的伤害。

清楚地区别两者可以允许我们探寻没有理想化的概念化道路，也就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抽象化。（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a，第3卷：第4章）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离婚纠纷占据到法庭处理案件的绝大比例，而其对调解的广泛使用促使国家的正式法庭制度在其他民事领域中也同样使用调解。

前者更侧重传统，是以和谐和无讼的道德理念而不是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承认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已经给定的中国传统和西方影响、过去和现在的并存，才是恰当的选择，也是唯一符合实际的选择。（Phillips， 1988）但这里我们必须说明，所谓无过错离婚法则的意思不是像有的中国学者理解的那样——离婚案例中，既有有过错的案例，也有无过错的案例——而是不论过错的意思（因为它导致了极其高昂的离婚诉讼费用）。随之而来的先是皇帝制度的消失，而后是等级区别的更进一步弱化（当然，农村和城镇户籍制度除外，见黄宗智， 2014a，第3卷，附录3：301-328。

在韦伯那里，道德被视为局限于一定时空情境中的德性。今天，在每两个涉及他人斡旋的公开（有记录的）纠纷之中，仍然有一个是通过法院体系之外的调解而不是正式的法庭体系来解决的。（周密：卷8）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美国法律中的夫妻房子共同所有权不是源自家庭主义的法则，而是源自另一套的逻辑，是关乎婚姻结合而不是亲子家庭关系的结合。（详细的论证见黄宗智，2014a，第3卷：134-135） 在当代中国，父子一体的法则已被父母亲和子女一体的法则所取代，起码在城市如此。

如此应用实践理性／推理可以建立一个既符合道德准则也符合理性法则的，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也是与西方接轨的现代中国法律体系。本文的目的是探寻一条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既符合中国文明基本倾向也符合中国现代实用需要的立法进路。

那样的形式主义法律所导致的是，侧重程序和（据此而证明的）法庭真实，而不是实质真实。要把理论理性和行为／实践连接打通，需要的媒介是实践理性，亦即关乎指导行为的道德准则的理性。

但在新的取证程序下，取证权力理论上转到了当事人，但一般的当事人其实都无法提供关于此三项问题的证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它的目的是防止纠纷双方长期的相互敌视（维持和谐），其最常用的道德准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别人对你这样，你会怎样感受？）以及让、忍等道德价值，也就是传统儒家君子的道德价值观，与今天所谓的好人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关联。它们显然不该成为普适的法则。这是一个可以灵活使用的法则，可以同时照顾到稳定婚姻关系的目的（区别于被视作西方资产阶级对待婚姻的轻佻态度），以及离婚自由的革命理念。表面看来，这样的观点也许是含糊不清的，但其基本含义则是这样一个清晰精确的概念，即具体事实情况和实践几乎必然带有含糊性和无限的可变性，不该被违反实际地简单化。

（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2014b：导论）对本文倡导的观点来说，它们都是可用资源。这样对西方法律的错误认识正好说明中西方法律思维上的基本不同。

笔者曾经详细论证，传统法庭其实很少使用调解而更多依赖断案，因此，当代法庭的广泛使用调解可以称作正式法庭制度的调解化。（这和哈贝马斯所提倡的通过树立程序法律来让人们充分沟通和理性地辩论，以此作为立法抉择的途径颇不一样。

此外则是中国革命的社会平等和公平理念——虽然在朝向市场化和个人主义的转型过程中，实际运作多忽视了这些革命的道德价值。《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重要文件》，1953，北京：人民出版社。

亦见《中国统计年鉴   2013》：表23-20、表23-22）事实是，中国广义的（非正式、半正式和正式）调解制度在其使用规模和成效上来说，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典范。但历史实际是，法律从来就与道德密不可分。在婚姻法中，以夫妻感情为准的法则可以被视作对传统凭借彩礼的婚娶的否定，而后又对（资产阶级的）合同婚姻的再否定，最终通过实践和普适准则而得出的则是以感情为准的一种合成性的法律（synthesis）。它关心的是德行，不是法律条文。

当前的中国法律体系仍然显示出对调解的侧重。正如宋代名儒周密（1232—1298） 形象的表述：父子天合，夫妇人和。

但我们不应就此认为儒家化和儒家传统已经不再存在于中国法律和文明中。鉴于如此的历史先例，我们也许可以预期中国文明最终也会这样来回应西方法律和文明的挑战。

亦见黄宗智，2014a，第2卷：第9章） 赵刘洋敏锐地指出，清代和当代中国显示的是妇女占据超常（在国际比较视野下）比例的自杀率（多于男子），而经过相当多案例的审视，赵初步假设妇女自杀的原因多与道德伦理相关。【关键词】形式主义理性法律实体主义法律实用道德主义中国的法律思维方式实践理性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认为法律应该是纯粹形式主义理性的，由法律逻辑整合为一个统一体，而不该让外来的道德价值掺入，否则将会成为实体非理性的法律。

它其实也是一些已经被做出的重要抉择背后的思维，诸如结合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代表新生产力的资本家的三个代表思路，结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西方和中国以及现代性与传统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等。（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4a，第3卷：229-231）   四、法律中负面的非理性道德价值 以上论证的是，道德准则应该指导中国法律。（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a，第3卷：144-149） 有的中国法学家认为，以上讨论关于无过错侵权赔偿问题的看法是来自西方的严格责任法则。而实体主义法律则多受那样的干预，无论是凭借道德价值的名义还是源自政治或感情的因素。

因此，法律实践基本不再考虑法律条文原来定下的准则：即凭借对夫妻感情状态的判断来决定是否允许离婚，以及凭借有没有涉及过错，即一方与第三者的关系或虐待其配偶的行为，来确定怎样分配夫妻财产和孩子的抚养权。它不可能超越时空而凭借逻辑被证明为普适原则。

这样，儿子继承财产不是因为他是男子，而是因为他尽了赡养义务。它有可能成为旧儒家—法家的结合那样的具有同等长久性的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  1985》，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a，第3卷：265-266。